先就上一则的东垣医案，问几个问题：

1、通过该案，对于东垣所说的阴火从一开始就处于血脉中，你是否已经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？

2、倘若你从未读过该案，只单独看东垣拟的那个汤方，你能从中看出他是为了解决崩漏么？

3、对于气液疏泄之异常，关键在于兼顾两线来解除卫气稽留，而不是“以止来止”，对此李东垣用的仍是他一贯的“补中+升阳+泻阴火”法，你是否也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？

面对以上问题，若干年前，甚至若干月前，恐怕任何人一上来都会觉得莫名其妙，但如今恐怕会引得我们开始思考，而后再给出答案。

尽管未必每个人都能迅速而肯定地给出明确的答案，但没有关系，只要这些问题出来时，你开始随之展开思考…

那么，我们就可以来说说《伤寒论》里的这个课题了。

后人学“热入血室”的板块时，大约终归不离于这几个疑点：

既然是热入血室，为什么不取与女子经血的关系更为密切的任脉穴位？而取穴“期门”？

既然是热入血室，为什么不用凉血散血？而以小柴胡汤为主方？

甚至有些非常自信的朋友会认为应该是仲景没考虑到位，或没治疗到位…

但既然我们已经抵达了“两线”，是不是应该重新来审视下，我们对于《伤寒论》的理解与认知，是否符合古人以及中医医理的本意？

到底该如何正确解读“热入血室”？

我们不妨可以先从期门穴开始。

关于期门穴，在《伤寒论》里有两段尤为重要的条文，说明了期门穴的主要作用：

“伤寒，腹满语，寸口脉浮而紧，此肝乘脾也，名曰纵，刺期门”；

“伤寒发热，啬啬恶寒，大渴欲饮水，其腹必满，此肝乘肺也，名曰横，刺期门。自汗出，小便利，其病欲解”。（此句的原顺序为：“伤寒发热，啬啬恶寒，大渴欲饮水，其腹必满，自汗出，小便利，其病欲解，此肝乘肺也，名曰横，刺期门”。）

本号在今年早期曾出过一篇解读古今之“木”的，让我们现在以“两线”，再来重新解读下这里的“肝木”。参《达木，涵木，木克土，外风，内风...古今之木，完全贯通。》。

所谓的“肝乘脾”，说的是卫气线不升（“脾”），对应脉紧，从而阴火线不降（“肝”），对应脉浮，且侧重于卫气线不升（“脾”被“乘”）；

所谓的“肝乘肺”，说的是因肝木不降之气太盛，以致于本主降行的肺金，反被其所侮亦不得降行。这里侧重于阴火线不降，对应大渴欲饮水，小便不利等症状。

我们再来看看《甲乙经》里对期门穴的主要运用：

“痉，腹大坚，不得息”；“咳，胁下积聚，喘逆”；“奔豚上下”；“息奔，胁下气上下”；“伤食，胁下满，不能转展反侧，目青而呕”；“食饮不下，胸胁榰满，眩目，足寒，心切痛，善噫闻酸臭，胀痹腹满，少腹尤大”……

是不是都属“木乘土”或“木侮金”之象？

脾胃之气通行不足，肝肺之气升而难降。

仍是个“厥→逆”的状态。

《伤寒论》与《甲乙经》里，对于“木乘土”与“木侮金”，皆主“刺期门”，那就说明期门穴有能力解决因脾胃之气受损而形成的“厥逆”问题。

也正因为期门穴具有解决“厥逆”的强大能力，《伤寒论》亦主张使用期门穴，配合心之募穴巨阙穴，一同来处理“尸厥”证：

“少阴脉不至，肾气微，少精血，奔气促迫，上入胸膈，宗气反聚，血结心下，阳气退下，热归阴股，与阴相动，令身不仁，此为尸厥，当刺期门、巨阙”。

这句条文，在本系列介绍“复气”一文中也出现过，参《仲景用“厥”字来教你，什么是“复气”！》。

尽管这里的“厥逆”，是因少阴经脉之气流行不利（厥），从而导致出现气逆、热生、血结等症状（逆）。

另外，当误用发汗法，重伤了元气/卫气线，以致于进入了卫气线不升→阴火线不降的恶性循环时，古人也是主张“刺期门”，来助力卫气线重新恢复外达：

“太阳与少阳并病，头项强痛，或眩冒，时如结胸，心下痞鞕者，当刺大椎第一间，肺俞、肝俞，慎不可发汗；发汗则谵语，脉弦，五日谵语不止，当刺期门”。

结合来看，期门作为肝之募穴，大概率适用于所有因元气不得出于阴位达于阳位，而产生的“厥逆”问题。

如此一来，似乎就与李东垣对募穴作用的认识，基本上相吻合了。

东垣认为，募穴具有极强的“补中+升阳”的作用，令卫气线得升（“厥”止），则阴火线得降（“逆”降），参《东垣对下合穴与募穴的使用 |《解构脾胃论》②》。

那么，既然古人在处理“热入血室”时，与处理“木乘土”、“木侮金”、“尸厥”、因误汗而“脉弦谵语”等一样，都是主张使用期门穴，那是不是说明，所谓的“热入血室”，远非后人所理解的“妇人经血异常”那般狭隘，而仍然也是某种“厥逆”问题呢？

对此，《伤寒论》里有一句：

“阳明病，下血谵语者，此为热入血室，但头汗出者，刺期门，随其实而泻之，濈然汗出则愈”。

既没有出现妇人，也没有出现经水。

却属于“热入血室”。

阳明病，阳明经脉受到波及，经气循行不利，从而导致血脉中生出阴火。阴火迫血妄行而形成“下血”，阴火扰神而谵语。

之所以只有头部能出汗，是因为卫气稽留。

在“刺期门”后，卫气稽留得以解除，卫气外达则阴火随之外解，才能得以畅汗出。

可见在这里取用期门穴，仍是为了处理“厥逆”，因阳明经脉之气流行不利（厥）而产生阴火（逆）。

而所谓的“热入血室”，实际上指的就是位于血脉中的阴火，可以将其转译为：“阴火生于血脉中”。

写到这里，不由得再次感到遗憾，李东垣的那本《伤寒会要》若不是在元初就早早散佚了，后人也不至于将“热入血室”，狭隘地理解为妇人经水异常。

因为东垣在他的其它书里，明确写到过：“阳气下陷入阴中也，名曰热入血室”。

“阳气下陷”，即成阴火；“阴中”，即为血脉中。

阴火生于血脉中。

到了这里，我们就可以来解读下《伤寒论》里的这句话了：

“妇人中风，发热恶寒，经水适来，得之七八日，热除而脉迟身凉，胸胁下满，如结胸状，谵语者，此为热入血室也，当刺期门，随其实而取之”。

外感已七八日，体表已无发热了，却仍有明显的异常表现，胸胁满，谵语，脉象迟。

脉象迟，归入“卫气线不升”；结胸谵语，归入“阴火线不降”。

那为什么会如此呢？

当人因外感而发热时，人体本就处于较为严重的卫气稽留状态。气机困遏程度较重，此时若刚好碰上经期，那么经血之行的顺畅度，必然要远逊于平日里的正常状态。

也就是说，经血很容易受阻。

那就会造成两大后果，或是因为受阻而瘀滞于一处不行，或是因为受阻而导致经血错经妄行。

前者容易造成经水适来即止，后者容易造成经水暴行不止。

《伤寒论》里的这一条文伴随“热入血室”，出现的究竟是两者中的哪一种情况？条文没有细说，不得而知，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：

以上两者都会因阻碍或消耗元气，进一步加重卫气稽留的程度。

于是就形成了当下因“卫气线不升→阴火线不降”，而出现的胸胁满与谵语等症状。

取用期门穴，还是为了解决“厥逆”的问题，因经脉之气流行不利而产生逆象。

但期门穴的作用还不仅仅只是“补中+升阳”，本身也能同时“泻阴火”。因为这是所有的穴位，都具备的“双向调节”的能力。

用补法，则侧重于“补中+升阳”；用泻法/放血法，则侧重于“泻阴火”。

在《伤寒论》里两处“热入血室”的条文中，取期门应该主要用的是泻法：

“阳明病，下血谵语者，此为热入血室，但头汗出者，刺期门，随其实而泻之，濈然汗出则愈”；

“妇人中风，发热恶寒，经水适来，得之七八日，热除而脉迟身凉，胸胁下满，如结胸状，谵语者，此为热入血室也，当刺期门，随其实而取之”。

泻经脉中阴火→助经脉之气不再受阻而恢复通行→卫气线得升→阴火线得降。

如果说，期门穴的“补中+升阳”之效果，更接近于《伤寒论》里的“小柴胡汤”的话，那么期门穴的“泻阴火”之效果，则更接近于《金匮要略》里的“大黄甘遂汤”：

“妇人中风，七八日续得寒热，发作有时，经水适断者，此为热入血室，其血必结，故使如疟状，发作有时，小柴胡汤主之”；

“妇人少腹满如敦状，小便微难而不渴，生后者，此为水与血并结在血室也，大黄甘遂汤主之”。

但这两者都无法取代期门穴的作用。

因为取穴直接作用于经脉，而不用通过药物先入于胃。

由于药物要先入胃，一方面药物有时不免会伤到胃气。因此，对于没那么严重的“热入血室”，仲景表示可以待其自愈：

“妇人伤寒，发热，经水适来，昼日明了，暮则谵语，如见鬼状者，此为热入血室，无犯胃气，及上二焦，必自愈”。

另一方面，若是结滞较甚于经脉层面，而未入腑，仅用峻攻法，未必能顺利下瘀，反倒重伤正气。

所以就有了许叔微的一则记录。

他说曾见到一位外感愈后的妇人，体表不再发热，但已“热入血室”。前医不识，反而连用数日的补法，导致形成“血结胸”，这时前医才想起来应该使用小柴胡汤。

但许叔微表示，此时用小柴胡汤已经行不通了，“小柴胡用已迟，不可行也”。

因为瘀血已结滞于乳下经脉，手碰上去会痛，“非汤剂可及”。汤剂解决不了，只能取穴期门。用泻法或放血法，“故当刺期门也”。

所以我当时在解释《伤寒论》里“尸厥”一证使用期门穴时，说你可以理解为是要运用期门的“补中+升阳”之效果，也可以理解为要用泻法或刺络放血法，来“泻阴火”，使得该外达的外达，该降行的降行。参《仲景用“厥”字来教你，什么是“复气”！》。

最后，让我们来联系本篇与上一则东垣医案，以深入巩固相关的认识。

李东垣先用的黄芪当归汤来治妇人血崩（人参黄芪当归身+草豆蔻神曲陈皮麻黄桂枝+黄连生地黄杏仁），可类比于《伤寒论》里治“热入血室”使用的小柴胡汤（人参炙甘草大枣+半夏生姜+黄芩）；

亦相当于取用期门穴，并偏侧重于行补法。

李东垣后用的草豆蔻丸与伏梁丸除胃肠与肝经积滞，可类比于《金匮要略》里治“热入血室”使用的大黄甘遂汤；

亦相当于取用期门穴，并偏侧重于行泻法。

东垣的黄芪当归汤，并不仅仅只适用于经血不止；

同样的，《伤寒论》里“热入血室”的概念，也不仅仅限于经血异常。